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部分人群的消费从初期的有预算进入到无预算。这里说的无预算就是不按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来“量入而出”，而是通过灰色收入、“三公”经费进行消费，大大超出自己的收入预算的消费。这样的无预算消费助长了奢侈性消费之风，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危害巨大。“反腐”使得来自政府及相关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大幅减少，中国将再度进入有预算的消费阶段。这个阶段的有预算消费与改革开放前或初期的有预算消费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有质的不同。简单地说，前一阶段是因为相对贫穷而不得不有预算，这个阶段是有较多可自由支配收入的“量入而出”的有预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反腐风暴在中国掀起。2012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简称“八项规定”）， 对中国干部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要求。两年来，中纪委不断对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典型个案进行了曝光和查处，从消费的角度看，反腐浪潮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特定群体的消费产生了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反腐直接影响了不少单位员工的收入，主要体现在年度奖金的降低和灰色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使得相关群体在消费中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自费消费额度；其次，由集体出资的单位福利性质的公款消费——公款餐饮、公款旅游等数量大幅减少； 再次，反腐进程中，由企业等买单的、变相行贿性质的奢侈消费项目（如美容年卡、高级酒店、奢侈餐饮）成为查处重点，因此这类消费数额大幅收缩。可以说， 反腐一定程度上从整体上抑制了中国特定群体的消费需求，大幅降低其代表的奢侈性消费需求。
（1）特定群体消费减少，旅游总量持续增长
首先， 反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为主的群体的旅游消费需求。一方面，预期收入的降低直接影响了这些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群体的消费能力，进而使得其自费出游及旅游消费的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反腐以来，为了防止被查处为违反“节俭和控制公费消费”规定的典型，很多国家财政支持的单位取消了公费福利旅游项目，很多以公务游客为主的景区游客量出现下滑。公务游群体支持的部分奢侈型和非理性消费也相应减少。比如，公费旅游者出游的住宿、餐饮、交通等费用为公费支出，公费旅游者在旅游购物等自主消费领域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相对较高。 反腐使得这部分消费因公费旅游的取消而消失。
从国内游客总量来看，其规模依旧上涨。新增加的旅游群体主要来源有两类： 一类是由于国民经济水平提升、家庭收入增加而逐渐开始旅游消费的居民，如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加入到旅游者群体中；另一类则是新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随着其空余时间增加和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成为扩充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旅游旺季现象
（2）国内旅游者消费结构及空间分布发生变化
反腐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影响当前中国旅游消费规模变化的主要因素。反腐抑制了相当一部分高消费水平的需求——如奢侈性消费。新增旅游者（如农村市场、青年市场、新入旅游市场者等）的旅游消费需求大多具有“量入为出”的特点。总体来看，相对高价的旅游产品和线路需求量下降，比较平民的旅游产品和线路需求量增加，国内旅游者消费水平会更多基于“量入为出”的有预算消费生活方式，更加理性。旅游消费水平变化直接影响了不同空间距离旅游线路和产品的需求。远距离、高消费旅游线路和产品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其需求出现下降；而省内及周边等近距离、中低价格的旅游产品和线路需求增加。
（3）出境游数量大幅增加，消费水平相对保守
从出境游来看，国内出境游依旧保持快速上涨的趋势，2013年出境旅游规模达9819万人次，相比2012年增长18.3%。但从消费结构来看，出境游以中短线路为主。2013 年，我国出境游目的地 90%以上分布在亚洲以内。出境游的支出水平也相对保守。不少中国居民在国外购物内容主要是具有免税优惠的日常服饰、药品 、酒水等。反腐以来，“炫富”更加危险，境外旅游中的奢侈品消费呈现下降趋势。新增的出境游消费者大多是“量入为出”的旅游者。
（1）旅游地奢侈酒店和产品的价格有所降低
随着高价、长线路旅游产品消费需求的缩减和更加平民化的旅游产品需求的增加，国内旅游供给也有新的反应，奢侈豪华酒店也开始降价以吸引游客。如 2013 年春节期间，三亚某标杆酒店的均价5999元人民币/间，远低于2012年春节期间的14000元人民币/间，而2012年某酒店1000元/位的晚餐费，到2013 年也降低至不到300元/位。反腐使得三亚高星级酒店价格呈现“去奢侈化”趋势。另一方面，新一轮的国内旅游服务价格的降低可能会刺激部分入境旅游需求。
（2）局部地区豪华酒店需求不足，面临结构调整
过去10年，中国国家财富增长迅速，刚刚成长起来的“巨富”群体及权贵阶层等为高星级酒店、旅游房产消费提供了需求基础。高需求支撑下的早期盈利示范作用使得高端星级酒店的数量迅速增加。以三亚为例，2006—2011年，五星级酒店数量从12家增加至39家，增加了 225%；2013—2016 年将再38家五星级酒店。反腐之前，三亚高星级酒店的需求主要有三类：公务会议团、高级官员和高端散客。可以看到，公务消费者和“灰色”消费者是三亚旅游消费者的重要组成。然而在消费转型背景下，由“特色”公务消费支撑的高价旅游消费市场缩水。2013年，中国酒店行业入住率及平均房价都出现下跌。供过于求将会导致五星级酒店之间发生恶性竞争，加剧两极分化，酒店服务质量下降，甚至发生倒闭的局面。需求不足、总量过剩 、加之国际酒店集团管理费用居高不下，使得下一阶段中国部分区域的酒店供给将面临效益大幅度下滑以及结构调整的严峻现实。
三亚豪华酒店
（3）度假地产开发降温，发展速度减缓
度假房地产是在过去10年国民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度假地，因其自然资源优质以及土地价格较低受到房地产企业的追捧。以三亚为例，近10年房地产投资额增长迅速，2012年房地产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55.4%，远高于2001年的16.5%。大量度假地产占据了三亚大量优质的一线海滩资源。购房者主要来自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高寒地区，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高发达地区，以山西为代表的高收入者地区，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人口高密集地区及首都北京。从资金来源看，购房者主要来自暴利行业（如煤矿、经商等）和“高灰色收入”群体。购买的目的除了度假外，保值增值和炫耀性消费也是重要的原因。
反腐带来的消费转型也将反映在度假地产消费中。从需求看，反腐带来“灰色 ”收入减少，更多人在工资收入约束下生活，特定群体第二居所、度假地产购买及投资行为将更加理性。而从供给看，在反腐中，旅游地“圈地运动”中权钱交易受到警示，开发商已经很难以低价拿到大片土地。还有前些年卖出的大量度假地产闲置，很多想卖出套现却没人接盘。这些都抑制了地产开发商的开发意愿，使得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度假地产（第二居所）的开发降温，旅游地资源破坏力度和破坏速度将减缓。
度假地产
近期持续的反腐及“灰色收入”的下降会造成中国本土和境外的奢侈性消费减少。国民消费会逐渐向“量入为出”的有预算消费理性模式转变；受益于国民收入的增加，中国国内游客和国际游客年度总量依旧不断增加，旅游消费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日常消费；旅游供给根据需求做出调整，部分奢侈性需求让渡空间给更多平民化旅游需求，更多“价格亲民”的产品出现；理性化的消费和需求将会引导目的地投资更加理性，粗放式旅游投资、度假地产开发等降温，对旅游地资源破坏性减弱；可持续旅游发展将成为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紧急问题，同时也逐渐发展成为他们的共识。新一轮的反腐使得旅游地向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致谢：感谢史甜甜博士协助整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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